[轉貼] 笑蜀：平民視角裡的平權台灣＋我的台灣轉型之旅

簡睿：難得有對岸以「人權」的角度來寫台灣的過去與現在。除了民主，台灣與對岸在人權的觀點和作為若能靠攏些，更進一步的交流與合作才更有可能吧。

作者：笑蜀（《南方周末》著名评论员）

今天的主题是“平民视角的平权台湾”。平民视角是指我的视角，普通人的视角，以这样的眼光打量，台湾是什么样的？我认为最重要的定位是——平权的台湾。

一个平权的台湾其实是一个普通人的台湾。台湾属于普通人，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源、政治资源都最大限度向普通人倾斜，这就叫平权。我眼中的台湾就是这样的平权台湾，即平民的台湾，普通人的台湾。

平权首先是人权上的平权。没有人权上的平等，其它一切平等都无所依托，这是台湾最重要的特点。我们过去老是讲它的民主，它的法治，它的社会保障，这都没有问题。但在我个人眼里，还有一个最根本、最高的特点，就是人权上的平等。

怎样对待异端和反叛者是人权的试金石

我在台湾游历的第一个景点，是台北市的马场町纪念公园，它对我冲击很大。马场町是1950年代，也就是台湾白色恐怖最厉害时的一个主要刑场。大陆知道马场町的人可能不多，但若提到电视连续剧《潜伏》主角余则成的原型、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中共在台湾最重要的女间谍朱枫，包括同样是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第四兵站陈宝仓中将，大家就不陌生了，他们都是在马场町被枪毙的。在马场町被枪毙的绝大多数人犯，都属于不折不扣的中共地下党员或左翼人士，尤其是不折不扣的中共谍报人员。也就是说马场町在台湾的意义，类似耶路撒冷的哭墙之于犹太人的意义，马场町是台湾左翼的一块圣地。台湾的制度架构用大陆的定义是“资本主义”，在这样的社会中，左翼或者共产主义的理想当然是异端的乃至反叛的。在白色恐怖时期、冷战时期，更属于一种敌对的思潮和力量。

但今天的台湾是怎么对待异端乃至反叛的思潮和力量呢？马场町算一个例子。说到这里我把话扯远一点。我在台湾访问时跟台湾一批学者喝茶，我身边有一个也从大陆去的自由派作家，思想很新锐、很先锋。我们一起谈到二二八，谈到国民党怎么给二二八死难者平反、赔偿。那个作家想不通，他说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共产党，不杀他们杀谁？杀他们有什么错？为什么要道歉、平反？当时的台湾朋友听到非常惊讶，没想到他会有这样的言论。当然这个作家也很惊讶：今天的台湾怎么会对台湾反政府的共产党这样的宽容、包容。两岸的知识阶层、主流阶层对人权理解的巨大差异，这是一个小例子。

马场町公园现在叫做“马场町纪念公园”，是政府出钱修建的，每年秋季都会举行非常隆重的悼念活动。对过去的异端和反叛者，对他们的亡灵给予了最高的尊重和礼遇。马场町公园有一块石碑，碑文称当年被枪杀的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为“当年追求社会公正的热血志士”。这是他们对共产主义者、对异端和反叛者的定位，不只是通常意义上的和解，而且是最大限度的肯定和包容。不可能想象台湾会接受共产主义，但台湾社会对共产主义理念给予最大限度的平等待遇，这就是人权上的平等，这就叫平权。什么叫包容？主要是看你对异端的态度，而台湾的马场町公园是最经典的例子，大家去台湾旅游可去那儿感受一下。

所谓现代文明，我认为最根本的含义是尊重，对异端最大限度的尊重是尊重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这一点今天的台湾已经做到，他们已经走过这个阶段， 已经告别了不同理念之间互不相容、你死我活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已经跨入了现代文明。跟欧美那些国家，在文明程度上没有多大落差。我们经常讲美国的南北战争，胜利一方对过去敌对的一方，对以李将军为代表的南军将士怎样尊重、怎样善待，没有清算，没有报复，而是充分保障他们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当年美国做到了，现在的台湾也做到了。

人权教育从娃娃抓起

台湾人权上的平权，其次表现为官民关系，用连战的一句话来概括，就叫做“人民最大”。

▼（图片1）这是我在立法院门口跟警察的合影。这反映警察跟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他不担心游客会抢他的枪。

▼（图片2）我去嘉义本来要拜访一个NGO组织，看到对面的广告牌上，写着两个人的大名，一个是我熟悉的蔡英文，一个是我不熟悉的李俊邑，很好奇这到底是什么去处。陪同的台湾朋友说，李俊邑是立法委员，这是他在嘉义的选民服务处。我马上决定改变行程，先进去参观参观。

门口的工作人员都微微鞠躬迎候，满脸堆笑，真把我当选民了。办公桌上堆的都是群众来信，但不是上访和投诉，而是请帖，都是嘉义市民邀请他们出席形形色色的红白喜事。但凡收到请帖，立委都要尽量去，不去也得送礼。国家会给他一笔经费，但这笔经费有限，只能在大的场合派上用场，小的场合都是立委自己掏，无法报销。

参观之后，当地朋友请我吃晚饭。走不到500米，看到街边很多花圈，都是红色的，代表喜事。原来是当地一个新庙开张，亲朋好友都得送花圈庆贺。而且不能只送一个，必须送双。当地所有官员、所有议员都得送。庙有多大？就一个小庙，但也要照顾到，不能有丝毫疏忽。

这次参观之后，我有一个感慨：我对当官本来没有兴趣，在威权时代当官扭曲自己的人格，在民主时代当官也不情愿，因为太累，那不是当官,是当孙子。但去台湾之前我还有个假想：不当官，当个议员总可以吧？但台湾之行后，这个想法也打消了，我没想到当个议员也那么累，李俊邑就是一个例子。他是嘉义选出来的，办公室一个在嘉义，一个在台北，必须每天早上坐高铁一个多两个小时去台北上班，当天赶回嘉义；但回嘉义不是直接回家休息，而是到选民服务处接着上班，处理当天嘉义选民给他的各种信件，选民有任何求助，都必须回应。甚至如果选民去了花莲和台东，刚巧碰到旅游旺季买不到回程车票，他也得想办法帮着买，实际上当议员也是当孙子，而这在经济上没什么回报。大的花费由国库报销，但很多小花费报不了。这是第二个亲历。

▼（照片3）这是我在新港的马祖庙参观时拍的。旁边是一个派出所，随便我怎么拍照，警察给我搬凳子，跟我端茶倒水，跟我合影。这是第三个亲历。

▼（照片4）这是第四个亲历：我去不久，碰到一个台湾朋友入籍台北，马上就收到市长郝龙斌寄来的大礼包：一封郝龙斌签名的欢迎函、一张贺卡、一张市民意见调查表。还有一套瓷器。

这些都体现政府跟人民之间的平权，政府对人民的体贴。当然这方面台湾也有一个过程，并非一开始就这样。如果倒退到20年前、15年前，当时的警察跟人民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也很强势、很霸道。但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之后，首先对台北官场进行了一番改造，比如开放参观，官员的办公桌放矮，等等。后来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之后，对整个台湾的官场进行了改造。国民党只能萧规曹随，不可能反着来。政府跟人民的关系就走到了今天这个样子。

这些是台湾人权上的平权、政治上的平权的大致情况。但当然都是得来不易，经过了几十年的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

我在台湾两个月的考察，主要可以概括为“人权之旅”、“转型之旅”。即主要考察台湾人权进步的历程。时间有限，只重点看了几个景区，它们已经全部辟成博物馆或人权文化园区。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景美人权文化园区，一个是绿岛人权文化园区。现在台湾当局正计划这两个园区整合起来，最后升级成为“国家人权博物馆”。

人权博物馆这个庞大的计划代表了台湾的另一面。台湾有个口号，这个口号最近通过微博、互联网传递到中国大陆——据说是马英九提出的“人权立国”。这才代表着台湾制度最根本的特色。但它其实并非马英九首创，而是陈水扁上任就已确定的根本方针。人权立国首先要通过教育实现，首先需要庞大的人权教育系统来支撑，没有人权教育也就无所谓人权立国。这次台湾之行给我最重要的另一个印象就是：人权教育普及而持久。那些人权博物馆、人权文化园区每周都有非常之多的人权教育活动，这种活动不只针对普通市民，更深入到台湾的整个教育系统中，包括台湾的中学、小学教育。台湾的中学生经常去考察那些人权文化园区，然后写相关的论文。人权教育在他们那儿真正做到了从娃娃抓起。

台湾争取民主、人权的进程也充满血和泪

除了这两个人权文化园区外，还有几个重要的景点。最早的景点是二二八纪念馆。台湾的政治改革通常从80年代讲起，这是不准确的。我从我的台湾之旅得出的结论是：应该从二二八讲起。我原来认为二二八无非是台湾版的突尼斯革命：由小贩引发暴动，由暴动发展成席卷整个国家的革命，进而改变整个国家的政权、政治制度。区别只在一个成功了，一个没有成功。但我去台湾之后发现，二二八不仅仅是官民平反，揭竿而起，这只是二二八前期。二二八中期，从暴乱迅速转向政治变革。当时社会的主要诉求，比如民众自治机关叫处置委员会，他们提出的全部要求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怎么改？最重要的内容是自治，主要体现在处置委员会提出的“32条”大纲中，政治方面的第一条是制定自治法，把自治法作为全省最高的政治规范。同时要求开放政权，本地人参政，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到台湾后，整个政权、整个财权基本上被外省人垄断。本来台湾精英刚开始对祖国抱以最高期待，因为他们对日本人的殖民统治是不满的。日本的殖民统治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客观说，台湾整个现代化的基础，比如教育、交通、文化、医学等是在日本统治时期打下的；但另一方面，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确实有相当程度的排他性，以致台湾精英只能从两个方面找出口：一是医学，二是律师。别的方面都没有出口，为什么？都被日本人垄断。台湾精英在日本殖民时期是二等公民。正因为这样，他们对祖国抱有最高期待和美好的想象，认为一旦回归祖国，台湾精英全面参政的时代就到来了，所以当时台湾精英参政热情非常高。比如1946年台湾省参议会选举，30个参议员席位，参与竞选的台湾精英有1100多人，反映当时台湾精英参与政治的热情是多么的高涨。但回答他们的却是冷冰冰的现实。国民党到台湾后政权并不开放，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18个重要的部会机关中，只有一个副处长是台湾人，其他全部是外省人。很多公营事业，甚至台湾精英想做一个小小的主管都不可能。这种排斥程度比日治时期更厉害。这是他们想不到的第一点。

相关的第二点，是个人的上升通道突然大面积中断。因为国民党到台湾后立即强制推行国语为唯一官方语言，立即废除日语。但台湾精英在日本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下，尤其是1930年代日本推行“皇民化教育”后，他们的基本语言已经是日语，不是国语，一下把日语全部废除，台湾精英几乎一夜之间沦为文盲；沦为文盲后，一是个人的上升通道被打断，社会精英的流动性没有了；二是精神上的巨大羞辱。这是二二八之前的状况。

所以二二八事件中的民众要求，除了要求自治，就是要求开放政权。但这些诉求被扭曲，根本没有办法传递到国民党中枢机构。怎么被扭曲的？主要是有两大集团：一是陈仪代表的江浙财团。江浙财团把台湾当做他们的殖民地，当然不可能允许他们自治，陈仪后来被枪杀我认为罪有应得，他对二二八负有直接责任，他是当时江浙财团在台湾的最高代表。二是国民党的情治机构尤其是军统。军统把整个二二八歪曲为夺权、叛乱、造反、阴谋，向蒋介石传递了各种各样的虚假情报，比如说台湾有12万日本军人不甘心失败杀回台湾，才有二二八暴乱等等。情治机关扭曲了整个事件的真相，给最高决策者很大的误导。

▼（图片5）二二八事件事实上一直在情治机关掌控之下。处置委员会下面有一个机构，叫忠义服务队，是民众自己的保安机构，一种强制力量；忠义服务队的总队长许德辉就是军统特务。二二八事件中，要求攻打圆山，要求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最激进的头目，往往是军统的卧底。二二八事件后，国民党总清算时，最激进的头目恰恰容易全身而退，受到中统、军统的庇护，其身份不言自明。二二八事件的整个进程被他们暗中控制，这是当时二二八结局惨烈的主要原因，民众政治改革的正当要求得不到善意回应，因为真相全被扭曲。

惨烈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死亡人数之众。这点现在有争议，我到台湾时争议刚刚爆发，台湾前“行政院”院长、也是国民党老军头的郝伯村，刚在《中国时报》发表一篇文章，很多人说“二二八”死亡成千上万，他说那是耸人听闻，实际死亡不过200-300人。这马上引起舆论强烈反弹，被很多人骂，因为很多死亡在当时没法统计，仅仅根据官方统计数字推断死亡人数当然是不科学的。

二是台湾精英的夭亡。台湾精英在“二二八”事件中基本被干掉。省参议会死伤过半，比如国大代表、省参议会议员、议长、副议长，包括嘉义市的议长副议长、基隆市的议长和副议长，领袖级人物大多被枪毙。除了议员，死亡最多的人群是律师，然后是医生、法官、媒体人。很多精英被枪杀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比如煽动暴乱，不是的。恰恰是因为他们是整个事件中比较温和的一群人。“二二八”有不同路线，最极端、最激进的是谢雪红代表的中共地下党，主张武装斗争，暴力推翻国民党政府；再一个是以省参议会的议员、律师、媒体人、大学教授为主体的温和、渐进、中间的力量。第二种力量主张协商、对话，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解决，但后来杀得最多的恰恰是他们，而且被杀的直接原因就是调停。比如台湾最著名的画家、整个台湾美术界的鼻祖陈澄波，他同时也是嘉义市的议员，嘉义是“二二八”的重要现场，杀的非常惨烈，他们想跟军队沟通，看能否说服军队温和一点，几个省参议员、市参议员包括陈澄波等8人去谈判，结果都被军队杀掉。所以我的另一个结论是，当极端狂潮席卷而来时，没有温和的、中道的空间，这时候任何温和、中道的努力都是徒劳，一切都应该在极端大潮来临之前做最大限度的努力，一旦来临，就什么都完蛋了。台湾一代精英的夭亡给我的教训就是这样的教训，并不是因为他们极端、暴力，没有，他们都是理性、平和、中正的，但这恰恰是他们被杀的原因，因为这个时候只要不跟政府站在一边，都是政府的敌人。另外，我个人怀疑对精英的屠杀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因为只有这样，外来的力量才可以站稳。

之所以花如此多的篇幅讲“二二八”，主要因为它是整个台湾政治改革的一个起点。二二八之后台湾转入清乡镇压，1949年5月19日台湾全岛戒严，进入白色恐怖时期。就有了马场町公园枪杀现场，就有了景美看守所，这是整个白色恐怖时期。

整个白色恐怖时期在我看来有三个最重要的地标：一个是前面说的马场町公园，一个是景美看守所，一个是绿岛山庄。知道景美人权公园的大陆读者不多，但如果说到施明德，说到美丽岛，说到吕秀莲、陈菊、李敖、柏杨等诸如此类的名字，大陆读者则会非常熟悉，而他们都是成千上万景美囚徒中的一部分。他们的案子，比如说美丽岛案，比如江南案，都是在景美军法处的军事法庭和第一法庭审理的，最轰动的当然是1980年2月20日开幕的美丽岛大审，它是台湾人权进程的重要转折点。原来台湾的所有政治案件都是暗箱操作，所有政治犯都不受普通法律的审判，都是以平民之身受军事审判，军事审判对统治者来说最大的好处是不受任何法律制约，想怎么操作就怎么做。整个台湾的政治犯的命运全部取决于一个人的意志，这个人就是蒋介石，所有案件都经过他，量刑轻重、大小都归他决定。所有的侦查程序、所有的审判程序都是演戏，所谓的证据都是打出来的。美丽岛大审根本改变了那样的情况。因为国内外的舆论压力，尤其是国际舆论压力，蒋经国顶不住了，所以同意整个审判全部公开，同时允许媒体旁听，给了台湾反对派千载难逢的机会。

景美基本上是两个机关的所在地，一个是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处，戒严时期都是军事统治，军事统治的主要机关、执行机关是警总。警总之下有军法处，专门审政治犯；另一个重要机关是台湾军情局的军法处。他们主要有三个职能：一是军事审判；二是羁押，因为很多政治犯并不是一抓进来就审判，一般关一年以上才开审，这一年多时间基本上是羁押时间；三是移送功能，审判后犯人分两部分，一部分移送其它监狱，另一部分是代监执行，即军法处经监狱授权，犯人不移送，就在景美服刑。

犯人在景美服刑做什么？主要是生产，里面有很多监狱工厂，有洗衣厂、缝衣厂、手工艺厂。

▼（图片6）很多人在监狱工厂被培养成工艺大师，田志敏就是其中一个。他进监狱之前没任何技能，入狱后学了一门手艺。政治犯出狱，一般都找不到工作，一是用人单位不敢接收，二是接收了警察会找上门恐吓。田志敏出狱后也找不到工作，就去了难友翁廷倩创办的一家工艺品商店，找到一个饭碗。不仅找到饭碗，还找到了爱人，他跟翁姓老板的妹妹廖桂珍爱上了，很快结了婚。之后开了自己的工艺品商店，作品远销日本、菲律宾等国。

▼（图片7）景美看守所医务室。这里有一段传奇故事。当时台湾有很多政治犯，但蒋介石政府根本不承认，在国际上说台湾从来没有政治犯。国际社会对台湾人权状况关注很强烈，但一点辙没有。后来有一个重大突破。突破雷区的是景美看守所的犯人医生陈中统。陈毕业于日本冈山大学医学院，回国看望老父亲，然后结婚，没想到结婚的第16天就被抓了。看守所让他做监狱医生。当医生本来就比普通犯人自由，而他确实医术高明，看守所长官经常让他出去给自己的太太、孩子看病，所以他的自由空间更大。

中间有则趣闻。台湾有个著名的政治犯叫崔小萍，一次到医务室看病，一边打吊针一边跟陈中统聊天。崔问陈有没有孩子。陈说没有。为什么没有？陈说我结婚时间那么短就被抓，怎么可能有？崔说未必吧，时间短也可能有的。陈说：我的技术没那么高明。可后来他却有了两个小孩。服刑期间怎么会有孩子？主要原因是他经常外出给看守所长官的家属看病，就利用这时间跟夫人幽会，所以他服刑期间一点没耽误。后来李敖还写文章开他的玩笑，说“陈中统的精子翻越了监狱的高墙。”

从以上对话可以看出，陈中统是个非常老实、非常质朴的人，但他并非没有心机，而是大智若愚。所以才干出惊天动地的事：因为医生的特殊身份，他可以接触各种各样的患者，知道很多有名有姓的政治犯，因什么事而进来，什么罪名，判多久等等，都一一记录在案。然后把400多人的政治犯名单寄到海外。美国、日本、欧洲的媒体都做了报道，炸弹一下子爆炸，搞得蒋介石政府非常难堪。整个国际政治救援就此展开。

▼（图片8）这是一段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他们被捕之前就恋爱了，双方都觉得自己很危险，不愿牵连对方，决定分手。但结果还是双双被捕，女生丁窈窕被判死刑，男生郭振纯被判无期徒刑。女生在自己被枪决之前，偷偷将诀别遗书和一缕自己的头发装在烟盒里，托人转交给爱人留作纪念。

台湾争取民主、人权的进程也是血和泪、苦难、冤案堆砌起来的。后来台湾当局做了道歉和补偿

景美园区还有一个景点，就是汪希苓被抓关在景美，条件非常好，除了铁门像监狱外，里面简直是一个小别墅，有会客室、书房、高级卫生间、散步的小院。

景美而外，最重要的人权景点是绿岛。

▼（图片9）这是绿岛人权纪念碑，与大海只有一步之遥，上面都是受难者的名单，柏杨题字：“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他们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这个碑不是指向天空，而是通向地下，我认为是象征一个幽暗的时代，走出去就是阳光，就是大海，就是今天，昨天跟今天如此之近，一步之遥。

绿岛以前是所谓新生训导处，有点像大陆的劳教，不是正式服刑。1972年泰源监狱发生暴动，然后就在绿岛新建了一个全封闭性质的重刑监狱，叫绿岛山庄。现在山庄的主体建筑已经变成展览馆。当时很多作家关在绿岛山庄，比如吕秀莲、李敖、柏杨等。

▼（图片10）这是绿岛山庄的监室，也就是李敖他们当年坐的监室，小池子是卫生间，一个房间关10—20人，共用一个卫生间，这个卫生间没有任何隐私可言。

国民党跟苏联的很多政治词汇是相通的，比如“同志”、“革命”、“思想改造”等。他们的洗脑教育也非常重要，政治犯尤其是绿岛的政治犯是工作一天、学习一天，工作是用石头修建囚禁自己的监狱。学习就是所谓的思想改造，全部接受反共教育，还有正儿八经的考试，如果考试不过关会加重刑期。

绿岛政治犯与绿岛居民互动很多，还互动出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同时也是悲情故事。政治犯在岛内经常户外活动，比如巡回演出，原住民看病，给原住民的孩子补课等等。这跟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差不多。一个叫曾国英的政治犯和本地姑娘苏素霞，就因为经常一起巡回演出，日久生情，爱上了。但这给曾国英招来弥天大祸，一个姓刘的政战官也在追求苏素霞，听说曾苏之恋，大怒，把满腔怒火发泄到曾国英身上，把曾关进海边的碉堡里面，碉堡空间极其狭窄，不能躺不能站不能坐，一天只送三个面包。一连关了好几天。苏素霞听说后很着急，为了救出曾国英，只好答应了刘姓政战官的求婚。但等到曾国英回到原单位后，她却在婚礼当天自杀殉情。

▼（图片11）绿岛还有一个重要去处，即十三中队公墓。政治犯和看守他们的官兵如果死在绿岛，就葬到这里。很多官兵是从大陆去的，死后联系不上家属，所以没有后人扫墓。我去现场时，很多墓碑基本被野草淹没。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犯和看守他们的官兵是同一个命运，都被社会完全抛弃。这是绿岛的一个特殊景观。绿岛给我的印象是非常阳光、明媚、青春，但十三中队墓地是另一种气质，阴森恐怖。

这几个景点所浓缩的历史，我认为能够概括性地代表台湾的民主进程、人权进程，这是充满着血和泪的进程。蒋经国1987年宣布解除戒严，当然需要蒋经国的远见卓识，需要决断，但更重要的，是这三十多年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要求人权的民间压力倒逼促成的，没有这样的前提，不可能有蒋经国启动变革。

我游历的最后一个台湾人权景点，是高雄的美丽岛站，这儿有个人权学堂，我刚才讲台湾对人权教育高度重视，这就是一个例子。台湾还有所谓“国家级”的人权咨询委员会，地方各级政府也都有自己的人权委员会，这是高雄市的人权委员会。

高雄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首先是因为美丽岛事件在这儿发生。其次，人权学堂所在的高雄地铁站，则是全世界最美的地铁站，排名第一。

经济低迷收入下降为什么并未影响社会稳定？

平权台湾的另一个特点，是经济平权。考察台湾两个月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台湾太特殊，台湾太幸运，所以台湾转型最成功。众所周知，台湾民主已经走向规范，走向成熟，但最重要的不在这儿，我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台湾今天的民主多么成功，而是它的转型多么成功，它的转型成功世上少有，最值得华人社会骄傲。为什么转型最成功？最重要的评价标准是转型成本的大与小。在蒋经国决定解严后，经过李登辉、陈水扁到今天的20多年，台湾转型震荡很小，因而代价很小，虽然有过陈水扁时代的一点震荡，但相对其它国家的血与火和巨大的经济成本、生命成本，这点震荡之微不足道，世界范围都没多少可比的。利比亚、叙利亚、埃及等第四波的国家，都不能比。能够比的，我认为只有东欧几个国家，比如捷克、波兰、匈牙利。在这意义上可以说，台湾转型的成功是世界先进水平，是台湾最可骄傲的。

台湾转型最成功，在于其特殊和幸运，这特殊和幸运大半因为经济平权。经济平权是什么意思？主要是均富。台湾的均富不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是基本兑现。一方面完成了经济腾飞，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另一方面，没有以贫富悬殊为代价，而是均富和经济腾飞同步，经济腾飞的进程也是整个社会均富的进程。因为均富，台湾基本上消灭了底层、穷人，也就消灭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消灭了痞子革命的可能。财富的均衡培养了台湾的一个重要元素：社会理性。也有矛盾和冲突，但这种矛盾和冲突双方都能控制在临界点以内。网友中年格瓦拉回忆他当年做社会运动尤其街头运动，做到什么程度？第一不能太常规太平静，因为那就没有媒体素材。需要冲突，但冲突必须是有限的、可控的，比如最多把政府门上的牌子摘下来，最多打破两扇玻璃。以一个限度为底线：不流血、不死人。我听说台湾有个重要的社会运动领袖，能做到队伍需要什么时候拉出就拉出，需要拉出多少人就多少人，需要拉到什么地点就什么地点。这其实不是哪个领袖的本事，而是基于群众的理性。我曾问台湾的钱永祥老师，听说百万红衫军时，红衫军内部有个提议：冲进总统府；是不是有这回事？他的回答是有过这提议，但从来没有成为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对待，也就一两个人说说而已。我问：为什么它不能成为议题？钱老师的解释是：你知道红衫军是什么样的队伍吗？哪怕最普通的群众，哪怕上街游行，看到红灯都会马上停下来。人们有最基本的政治理性和社会理性，而这是从均富当中来的，消灭了底层即穷人阶层，因此台湾整个的社会运动是有产阶级、中产阶级的社会运动，具备基本理性。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能收放有度。

经济平权的另一个内容，是消费平权。这是大陆、香港和美国都缺乏的。消费平权意味着这个社会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已不需要多高的价钱，因而不需要多高的收入，只要有一份基本收入，有一个正式的工作，都可以享受到。比如，大陆顶级演出我很少去，其中一个原因是收入不高，消费不起，最多一年去两三次。但在台湾，我到国家音乐厅看演出，15排以前的座位票价折合人民币一百多块钱，台湾故宫的门票折合人民币才不到三十块钱。所以台湾的精神消费，普通人都能支付，富人能享受的，普通人也能享受。

物质上更是这样。比如我在台湾高铁吃份盒饭，折合人民币不到20块钱，质量很好。我在台湾两个月期间，基本上都是在街头小摊吃饭，每餐消费平均下来不超过20块钱。再一个是行，台湾比较贵的交通是高铁，除此而外，台湾无论是大巴还是普通的火车都非常便宜，低于大陆的平均价格。我算了一下，如果在物价相对最高的台北生活，包括房租在内，一个月收入35000台币，折合人民币7000块钱可以活得很好，没有压力。而且台湾7000块钱跟大陆7000块钱的含金量不一样，不仅是因为物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保障指数。大陆7000块钱一个月，一家老小的支出，孩子的读书、老人养老、自己的开销，全在这当中开支，什么都只能靠自己。但台湾不一样，你这7000块钱一般只是日常消费，其它该有的社会保障都有，最重要的保障是健保，台湾的健保水平是世界级的，比美国、香港、欧洲很多国家做得好。我的一个朋友生大病住院动手术，全部花费8万多台币，最后自费是5000多台币，折合人民币1000多块钱，其它都由健保承担。所以台湾月入7000块钱，是没有后顾之忧的很扎实的7000多块钱。
正因为如此，尽管台湾经济不景气，民众的实际收入下降，但并没有什么大的动荡，整个社会非常平静，平静的承受了经济低迷、实际收入下降，而且不是一年，是连续十多年。台湾一个大学生现在的收入还不如十四、五年前，但显然台湾今天的物价水平远远超过十四、五年前。为什么经济低迷收入下降并未影响社会稳定？原因我想有这几点：
第一，有社会公平支撑。我收入下降，但整个社会都在下降，想得通。第二，有社会保障支撑，所以日常花费不高，不需要很多钱也能保证基本的生活品质。第三，有藏富于民支撑。台湾是小政府有限政府，政府没法与民争利，整个经济腾飞就是一个藏富于民的过程，因此台湾多数人都有比较丰厚的积蓄，经济低迷时期、收入下降时期可以靠积蓄来抵销一部分损失。

台湾的一个特点，是人们的心态都很从容、平和，原因就在这里。从这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平权、消费平权是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缓冲带，能极大降低社会的风险指数，支撑社会理性。

对台湾的第三个感受也是最大感受，是人文台湾。这首先体现为对人的关心和尊重，尤其对普通人的关心和尊重。这是发自内心的，我在台湾的两个月中有太多体验。其次体现为人际交往中的谦卑。我在大陆碰到无数有教主气派的人，但在台湾没见一个，而我在台湾遇到了很多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他们都很低调，都夹着尾巴做人。在台湾，哪个精英敢放肆，马上会成为众矢之的，他们要放肆只能跑到大陆放肆，在台湾是绝不敢的。这也是平权台湾的一个侧面，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很多大陆人去台湾观光，觉得台湾没什么了不起，看不到这一点，看不到台湾的人好，而我认为，人才是我们最应该追求的。我在大陆写过不少文章，也做了一点事，总的目标就这个目标，即追求一个人好的社会，追求一个人和人友善相待的社会。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至少30年50年的距离。

——（本文为作者在腾讯燕山大讲堂讲话原文，根据记录整理。原载《炎黄春秋》杂志今年第九期）

原文：http://xiaoshublog.i.sohu.com/blog/view/237200746.htm

演講資訊

燕山大讲堂166期 平民视角的平权台湾
嘉 宾：笑蜀（《南方周末》著名评论员）
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承办：腾讯燕山大讲堂
时间：2012年6月10日（周日）下午15：00-18：00
地点：希格玛大厦B1小剧场
主持人：傅剑峰

演講紀錄：精彩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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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真实姓名陈敏，1962年11月生，198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原《南方周末》著名评论员，曾任《中国改革》杂志执行主编。主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著有《刘文彩真相》（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背上十字架的科学——苏联遗传学劫难纪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现为媒体从业者。

笑蜀 - 语录：
“关注就是力量 围观改变中国”

哈尔滨水价听证会事件时，笑蜀发文《关注就是力量 围观改变中国》，引发巨大反响。此后，笑蜀撰写一系列评论文章，提出公民通过“围观”，倒逼公权让步，从而澄清中国乱象。在钱云会事件中，笑蜀参加公民独立调查团，身赴乐清参与钱云会惨案的实地调查。

我的台湾转型之旅

2012年07月20日 11:08
原文：http://xiaoshublog.i.sohu.com/blog/view/228021617.htm

白云在风中轻轻飘散，倾斜的大地一点点露出真容。蜿蜒的河流，绿油油的稻田，沉静的村庄??，机翼下的一切都那么清澈。

桃园机场，到了。

身边的乘客躁动起来，他们大多戴着同样制式的太阳帽，听口音，显然是来自广东沿海的旅行团，黢黑的脸上写满好奇。我一样按捺不住好奇，飞机刚停稳，就紧随人流涌向舱门。

舱门阳光灿烂。传说中的台湾，在我面前徐徐展开，无遮无拦。

邂逅马场町

来机场接我的是老朋友林先生。好久不见，本来有很多话要说。但一路上我更感兴趣的，却是看。扑面而来的风景，让我应接不暇。别的不提，单是路边广告牌组成的繁体字峡谷，就令我兴奋不已，仿佛回到了老民国。

越野车经过一座高架桥。桥下一个广场，中央凸起一座巨大的圆锥形土丘。

“这就是马场町纪念公园。”林先生不无自豪地说：“是小弟我在台北民政局局长任上，主持修建的。”

“这公园很特别么？”

“当然特别。”林先生说：“这是50年代台湾枪杀政治犯的地方。仅仅5年当中，被枪杀的政治犯就多达四五千人呢。”

我恍然大悟。马场町，不就是电视连续剧《潜伏》主角余则成的原型、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的亡命处么？吴石而外，联勤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吴石副官夏曦上校、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枫，皆同年同月同日遇难于此。三年前《潜伏2》在台湾开拍，剧组人员还曾前往马场町集体凭吊。

灵感闪电般掠过脑海，我的好奇随之转向，路边的风景不再重要。

来台前，邀请我的台湾朋友告诫我说：不要带什么任务来，你在大陆这几年很累，来台两月，主要就是休息，调养。我也确实打算就这么办。但邂逅马场町给我意外的震撼，我决定改变访台行程。

我把决定告诉了林先生。他沉吟半晌，说：“你这题目太大，两个月不够用。”

我说：这先不管，先只问，台湾有人做么？

林先生摇摇头：不多。

我说：这正常。马场町，以及整个两蒋时代的国家暴力，以及国家暴力制造的种种苦难，于今天的台湾人来说，可能只是故事而已。但从我们大陆人的眼光来看，决不只是故事。仇恨，仇恨引发的邪恶，尤其仇恨引发的国家暴力，这些问题到底如何面对，在台湾可能不是坎，但在大陆，将来一定是坎。

林先生知道我素来固执，叹口气：“好吧，听你的。明天我找一个朋友，陪你先去马场町走走。”

这时已是下午五点左右，暮色从四围悄悄涌上来，淹没了淡水河两岸。越野车开进我落脚的台北市万华区一个老旧的眷村。用谷歌搜索，发现马场町竟只有一箭之遥——就在青年公园南边的新店溪畔。

所有的亡灵都需要尊重

说起马场町，不能不提到一段插曲。这插曲，当事人徐宗懋在2005年11月的《亚洲周刊》上有过铺陈：

1999年，我为了编辑《二十世纪台湾》画册，在许多单位的档案室搜寻有价值的历史照片。一天晚上，我在一家过去很有影响力的报社的相片柜底部找到一袋沾满灰尘的照片。打开袋子，赫然看见一批血淋淋的枪杀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发布时间是1950年。这些照片是“国防部”发往特定新闻单位，以便刊在报纸上作为警示之用，或许画面过于血腥，绝大部分均未曾公布。后来我向该报购买了这批珍贵的照片，还不确定能否以某种形式向外公开。

2000年，我向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提到此事，把照片给她看，最后决定以文化局的名义在‘二二八’纪念馆的地下展厅举行特展。这是一项极为勇敢的决定。台湾社会还没有成熟到能客观看待不同政治颜色的献身者的程度，在长达50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后，把共产党员以正面形象展示出来，无论其中强调何种人权或人道思想，结果都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徐宗懋忧心忡忡；作为决策者的龙应台，其时也不平静。她后来追忆：

我记得那个中午，是午休时间，徐宗懋把照片在我桌上摊开，阳光刚好穿过百叶窗照进来，一条一条印在照片上，白花花一片。有好几张照片，是执刑者对着被枪毙者的正面近距离拍的，当作死刑完成的证据。死者的眼睛呆滞而突出，对着镜头。

我看看玻璃窗外，对面摩天大楼建到一半，吊车在空中滑动，工人，蚂蚁一般细小，在升降机里挥手。远处传来消防车的呼啸声，由远而近，由近而远。这些50年前因为政治信仰而被枪毙的人可知道，世界最高的楼，即将出现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他们的牺牲，值不值，用什么标准来量？谁又有资格来说？

徐宗懋完全清楚我的处境：这黑白照片里的，都是被国民党政权所虐杀的人。现在，2000年，是民进党执政的时代。办这个展览，很可能为我招来两批人马的攻讦。那卫护国民党的，会认为这是用过去丑恶的历史来打击已经失去政权的国民党。那支持民进党的，会认为我在为中国共产党辩护，更可能认为，我故意强调“外省人”在白色恐怖中被杀之众多，来淡化“二二八”事件中国民党杀害“本省人”的相对罪责。

不能不佩服龙应台的勇气和决断。尽管她预见到会有政治风暴，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还是如期揭幕。用徐宗懋的话说，特展的最大特点，是“打破禁忌，客观陈述了上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大肆枪杀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历史。”政治风暴如期而至，但其实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没有查办，没有撤职，没有迫害。最多无非一些报章口水而已。

这次打破禁忌，是台湾社会的一个集体突破，人权观上的一个突破。吴石、陈宝仓、夏曦、朱枫，都是不折不扣的共产党情报人员。包括后来同样被枪杀于马场町的国民党大员陈仪，亦因策动旧属汤恩伯投共而遇难。马场町数千死难者，多数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及左翼人士。所以，一定程度讲，马场町可以说是台湾左翼的圣地，有如耶路撒冷哭墙之于犹太民族。而如果左翼得手，对今天的台湾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但纵然如此，今天的台湾社会对他们已然没有丝毫偏见。以政府出资修建马场町纪念公园，没有人去冲击政府，没有人去马场町砸场子，也没有人报复主持其事的林先生和龙应台。5月25日，《1950仲夏的马场町》开展，马英九还以台北市市长身份前往参观和致哀。以后每年，马场町都会举行白色恐怖受难者秋祭。2005年秋祭，时任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再度前往，代表全党向在场者深深地鞠躬，深深地致歉。

被称作英魂的左翼受难者的亡灵，在马场町受到了最大礼遇。只有生命，没有敌人。只有人道，没有仇恨。这就是今天马场町所达到的精神高度。这高度超越了政治、超越了意识形态。人们往往称道美国南北战争的宽容和人道，李将军等南军将士战后都受到善待，居然没有推出一个战犯，没有一兵一卒遭到清算和迫害。南方人民还可以用凯旋者才可能获得的仪式隆重欢迎李将军，用鲜花，甚至是礼炮。人们普遍认为，这就是普世人权，这就是现代文明。这说法当然没有错，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说的何止这些，我们还可以说，美国能做到的，我们华人社会也可以做到，我们华人社会也可以兑现普世人权、兑现现代文明，马场町就是这方面一个最生动的例证。

到台北的第二天，我一早赶到马场町。让我惊讶的是，马场町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凝重，阴沉。大片大片草坪绿到醉人；新店溪水温婉活泼；两岸到处是密密的苇丛，不知名的鸟儿在芦苇中鸣叫，一起一落地彼此唱和。最吸引我眼球的，则是沿着新店溪延伸的悠长的绿道，有老人牵手散步，有情侣在路边留影，有年轻人骑着单车飞奔。那么的和平安详，那么的青春飞扬，哪有一丝一毫凄风苦雨。

但越是如此，广场中央的土丘就越是显得突兀，越是容易引发好奇和追问。

土丘表面，也已经长满了青草。让人难以想象，土丘所掩埋的那一层层的血迹——据说，每枪杀一批人，都会留下一滩血，然后就会用土盖掉。被枪杀的人越来越多，土越堆越高，就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土丘。

土丘正面，有一个浅浅的大理石碑。是谓“马场町河滨公园纪念丘”。碑文一律烫金，显得高贵肃穆：

碑文云：

1950年代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志士，在戒严时期被逮捕，并在这马场町土丘一带枪决死亡。

现为追思死者并纪念这历史事迹，特为保存马场町刑场土丘，追悼千万个在台湾牺牲的英魂，并供后来者凭吊及瞻仰。

“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志士”，这就是台湾社会对当年中共地下工作者和左翼人士的定位。这不是对一批人的定位，而是对所有反叛者、异端者的定位。就此来说，台湾社会对反叛和异端的容纳程度，已经不在欧美之下。而对反叛和异端的容纳程度，显然最能代表一个社会的自由、人道和文明的水平。

黑洞二二八

马场町之后的第二个行程，是参观“国家228纪念馆”。

纪念馆设于市中心泉州街與南海路的交叉路口，原址是1931年落成的两层砖楼的“台湾教育会馆”，历届“台湾美术展览会”均在此举办，堪称日治时期台湾美术界的盛会。1945年台湾光复后，借用教育会馆作省参议会办公场所，二二八期间，台湾省参议会牺牲惨重，教育会馆因此成为二二八的历史见证。1959年，美国新闻处迁入，这里又升级为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潮的传播中心，台湾现代化的重要推手；1979年，因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美国新闻处易名为美国文化中心，总算实至名归。

2006年7月，教育会馆被核定为「二二八国家纪念馆」馆址；2011年2月28日开馆营运。我去那天是3月27号，刚好营运一年。纪念馆外墙上，正挂着周年纪念活动的大幅广告，即“二二八人权影展”的广告，包括《伤痕228》、《228母亲》、《天马茶房》、《再见曼德拉》、《寻找太平轮》、《牵阮的手》、《飞越高墙的声援信》在内总共26部人权纪录片，赫然在列；可谓声势浩大。赞助单位为台湾“内政部”，亦可见其规格之高。

跨入一楼门厅，最招眼的是百合花，墙沿百合花怒放，廊柱百合花环绕；各处指示牌，画的也是百合花。百合花简直成了展馆的标志物，烘托出整个展馆的主调：宁静、优雅而忧伤。门厅挂的大屏幕液晶电视，反复播放各种悼念仪式，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的默哀镜头。下图是二二八平反后台湾历届“总统”凭吊亡魂的现场图片，无论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如何，其真诚是不用怀疑的，颇令人动容。

纪念馆一楼的去处，主要是多功能展演厅，很多重要的追悼仪式都在这里举行。二楼为受难者主题展室和特展室。主题展室一幅铭牌引起我的注意，它说的，正好是我想说的：

历史曾经幽暗难明／恐惧亦曾深深笼罩／但民主为光源／照进尘封的档案／揭露真相／铭刻历史

可能因为当天是工作日，台湾人都要上班，陆客则对二二八纪念馆没太大兴趣，所以整个展馆静悄悄的，几乎就我一个游人。我静静的走，静静的听，展室四围挂满巨幅画像，受难者栩栩如生地环视着我，我仿佛在他们中间穿行，在跟他们的灵魂对话。

作为一个曾经的历史研究者，对二二八的前世今生，当然不会陌生。但尽管如此，亲历二二八纪念馆，还是让我大开眼界，收获了很多闻所未闻。

印象中的二二八之变，跟当今的“突尼斯革命”差不多，都是街头小贩遭遇国家暴力，然后群情激愤，官逼民反。只不过“突尼斯革命”成功了，二二八失败了。但二二八纪念馆披露的史料告诉我，这只是历史的一面。历史的另一面是，二二八同时也是一次流产的政治变革。

变革的动力来自台湾民众。一方面，国民党统治腐败无能，“劫收”狂潮席卷全岛，社会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到底恶化到何等程度？举一个例就够了：国民党接收后，台湾刑事发案率一年内剧增26倍之巨。深受其害的台湾民众，怎么可能不大失所望？另一方面，国民党接收台湾后，对本地人公然歧视和排斥。《行政院二二八研究报告》对此论述颇详：

就政治上言，日据时期台人无论在行政上、专业上及技术上均难获公平地位。台湾光复，不少台人抱有幻想，认为此后应可自治，当时有些知识分子以为台湾光复后将由台人治理台湾，他们甚至以为谢春木可为省主席，其余有声望之台人均可领导台湾。

台湾知识分子的参政热情因此空前高涨。1945年4月15日台湾首届参议员选举，30个席位，角逐者竟多达1180名。他们以为“祖国”真的把他们当自家人，事实却很快击碎他们的一厢情愿。陈仪长官公署9个重要处会18位正副处长中，只有一个副处长是台人，县市长中只有3个是台人。台湾其他官营机构，台人甚至欲求小小主管而不可得。更令台人尤其台湾知识分子深感羞辱的是，国民党接收后，立即宣布国语为唯一通用语言，取缔日语。原来习用日语的绝大多数台人尤其台湾知识分子，几乎一夜之间沦为文盲，个人上升通道随之中断。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颁布实施后，台籍政治精英会力主县市长直选，推行地方自治。他们无非是想突破政治垄断，为个人、也为所有台湾父老争取更多公平发展的机会。

有这样普遍的社会心理做基础，228事件自不难迅速转向，从最初的民众暴动，迅速转向政治变革。民众自治机关“处置委员会”公布的“三十二条要求”，政治方面的第一条，即为“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

另有如下要求：

县市长直选，县市参议员同时改选；
除警察机关之外，不得逮捕人犯；
宪兵除军队之犯人外，不得逮捕人犯；
禁止带有政治性之逮捕拘禁；
非武装之集会结社绝对自由；
言论、出版、罢工绝对自由；废止新闻纸发行申请登记制度；
即刻废止人民团体组织条例；

但是，台湾民众的民主要求，并不曾进入政治中枢的视野，而遭遇国民党当局层层阻截。国民党情治机构尤其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在呈送蒋介石的情报中，极力扭曲事件的性质，渲染事态的严重性。譬如，称暴动者多属前日军征用之海外浪人，全省约有12万人。又称参与者并非单纯要求政治变革，而怀有叛国、独立、夺权之阴谋。中统局长叶秀峰，即据此建议蒋介石加派劲旅3师赴台。蒋介石确信事态严重，决定镇压，跟情治机构的刻意误导有很大关系。

事实上，从一开始，二二八就被国民党情治机构尤其军统全面渗透。最成功的案例，是军统特务许德辉潜入民众自治机关“处置委员会”，出任处委会下属的“忠义服务队”总队长。处委会及整个民间一举一动，尽在其掌握之中。军统特务甚至煽动夺权，鼓吹攻击圆山。后来被列为“叛国罪证”的《三十二条处理大纲》所附十项要求，亦有军统参与其中。事后，凡属极端行为的鼓动者，以及处委会政务局部分重要人员，竟在“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人”的血雨腥风中得到军统庇护，无疑都是军统卧底。

在台湾民众一方，其实最怕决斗。道理很简单，早不是冷兵器时代，手无寸铁的平民拿什么跟国家机器决斗？处委会到处解释二二八，恳请各方了解真相，消除误会。但所有解释都归于无用，血洗台湾已经是最高决策，不可阻挡。3月7日，陈仪致电各县市参议会，承诺启动以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改。3月8日，他的下属张慕陶发表讲话，“愿以生命担保中央决不调兵”，实际上这一切都是欺骗，都是缓兵之计。冤沉海底，六十年后才逐渐大白于天下。

然而，死者长已矣。

228大屠杀到底杀了多少人？今天仍众说纷纭。我到台湾时，台湾老军头、前“行政院”院长郝伯村刚刚放言，说228死难者不过区区百人，严辞抨击论敌夸大其词，伤亡过万纯属虚构。郝伯村此说令台湾舆论大哗。一位台湾朋友当天晚上就给我发来一篇文章，以亲身经历反驳郝伯村。

在批评者看来，郝伯村的问题不仅在于其死亡数字不靠谱，更在于其面对历史大悲剧的轻佻。没有道歉，没有忏悔，惟有强词夺理。这跟台湾现在所处的时代，跟台湾所达到的精神高度，跟台湾社会所达成的文明共识，实在落差太大。

批评者跟郝伯村的主要分歧，或者说批评者所最痛心的，不仅在于死难者之众，还在于死难者多为当时台湾社会的精英。台湾228之劫，亦可称作台湾历史上空前的精英之劫。粗粗列举，即有如下诸位：

台湾第一位哲学博士 林茂生
省参议员 王添灯
大公企业董事长 陈炘
省教育处副处长 宋斐如
高等法院推事 吴鸿麒
台北市律师公会会长 李瑞汉
医学博士 施江南
台湾新生报总经理 阮朝日
台北市参议员、医师 黄朝生
台北市参议员 徐春卿
台北市参议员 陈屋
台北市参议员 李仁贵
基隆市参议会副会长 杨元丁
制宪国大代表、省参议员 林连宗
制宪国大代表、花莲县参议会议长 张七郎
嘉义市参议员、台湾最著名之画家 陈澄波
嘉义市参议员、医师 潘木枝
嘉义市参议员、医师 卢炳钦
高雄市参议员 黄赐
高雄市参议员 王石定
屏东市参议会副议长 叶秋木

二二八一役，台湾精英，几乎可说是委地以尽。这对台湾的民气士气，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此后二十多年，台湾社会一直处于低迷乃至萎靡状态，到了1970年代才开始重振，反对运动才重上轨道。而对我个人来说，最怵目惊心的还不是通常所称的精英之劫，最怵目惊心的是死难精英中多数属于议员、医师、律师一类的中产精英，属于奉行理性、和平原则，试图弥合官民裂痕、调停官民冲突、避免最大社会成本的中道精英。

极端之来，如水银泻地，哪会有中道立足的空间。这，或许是参观二二八纪念馆给我的最大启示？

景美沧桑

如果说马场町主要是杀人的地方，景美则主要是关人的地方。景美因此跟马场町、二二八纪念馆齐名，理所当然要纳入我的台北行程。

说到景美，大陆读者知道的可能不多。但说到美丽岛大审，说到雷震案、江南案，就没几人不知道了。这几个大案当年都在景美开庭。最轰动则非美丽岛大审莫属。1979年12月，美丽岛事件爆发；迫于舆论压力，国民党当局不敢像过去那样完全黑箱操作，遂由蒋经国拍板，审判全程公开，并同意被告委托律师辩护。这给了反对派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把法庭当战场，当着全世界的面，系统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

1980年2月20日，警总军法处以“叛乱罪”起诉黄信介、施明德等反对派领导人，一时国际媒体云集。这大概是景美历史上最风光的日子，不仅成就了景美，更成就了反对派领导人和他们的辩护律师，后来从他们中间，走出了民进党主席，台湾“总统”、“副总统”，高雄市市长等一众政治巨星，直到今天还活跃在台湾政坛上。

景美位于台北市新店区秀朗桥下。其空间分布，西侧是“警总”军法处所在地，东侧是“国防部”军法局所在地，主要功能是军法审判，同时集羁押、服刑和移送监狱等角色于一身。在押犯高峰时多达1548人，通常情况下也有200到400人。作家柏杨、李敖、陈映真；反对派领袖吕秀莲、陈菊、林义雄、施明德、黄信介；传播界名流崔小平；情治界大佬汪希苓等，都曾经是它的阶下囚。

园区主要由军事法庭、展演厅、仁爱楼押房、汪希苓特区等组成。最吸引我的军事法庭，反而最低调，最朴素，不过一排浅浅的平房而已。如果不说它的来历，有谁会相信，那里面曾上演过多少惊心动魄的历史壮剧？

军法审判，是台湾威权政治的独特景观。但凡政治案件，皆不走常规法律程序，而交由军事法庭，受难者以平民之身接受军事审判。军事审判的最大特点，是不受法律约束。受难者往往被羁押超过一年多之后，军事法庭才开始审理。而且都是秘密审判，没有调查，只有宣判，法官念完主文即草草结束。无须证据，以特务刑求取供的自白书为判刑惟一依据；而且多数被告没有辩护律师，即便有，也是当局指派，纯粹演戏而已；总之嫌疑人没有任何法律保障，当局可以在暗无天日之中予取予求。

而所有大案要案，均须层层上报，最后呈送蒋介石案头，经蒋介石批示、盖章才能定刑。即最高操盘手皆为蒋介石本人，其他环节傀儡而已。一般來說，军法审判最轻的结果是所谓感訓，类似大陆的劳教；有罪判决通常从5年起跳；组织罪最重，党员最少10～15年；干部（如小组长、支部书记）非无期，即死刑。

此外还有两种附加刑罚。一是剥夺公权，一是没收财产。后者尤其邪恶：凡以《惩治叛乱条例》治罪者，判刑十年以上即可没收财产。被没收的财产大部分用来支付办案费用、办案奖金和告密奖金。告密奖金一度占到被没收财产的30%，办案奖金占到35％，甚至有超领到50％的情况。领办案奖金最多的是保安司令部，而保安司令部的领奖单位就包括了军法处。这即意味杀人有奖，杀人越多奖金越多。这就给了杀人者以巨大动力，可借国家正义之名，行谋财害命之实。

如此，则威权时代台湾的政治案件，出错是必然，不出错是偶然。毒刑拷打，威逼利诱，是通用手段。4千到5千遇难者中，冤魂不知凡几。

从军法处前行数百米进入所谓“仁爱楼”，即军法处看守所。三层楼，大小押房一共 62 间,小押房仅关一人，大押房可关至四到八人。男女关在不同的地方，女性押房通常在二楼。押房格局密闭，仅于铁门上装一小窗，供监控人员借此随时窥视人犯动静。靠走廊的墙壁下方，另有长方形洞口,供杂役从这里收送物品。押房內有一播放器,是一个可放音也可收音的机器，所以人犯的对话也会被偷听到。

一楼右侧属于外疫区，分布着各类监狱工厂。有手工艺工厂、洗衣厂、缝衣厂，还有监狱图书馆、犯人食堂。许多犯人在判决后，并未移监，而是由看守所“代监执行”，军法处也就得以利用政治犯的“剩余价值”承包政府工程。虽然“外役”劳动强度不小，但不必整天关在牢里，可以在院子里自由走动，还有微薄的工资补贴日用，所以犯人都乐于参加。他们中不乏能工巧匠，其作品往往属于高级工艺品，譬如圣诞卡、蛋壳画、京剧脸谱等等，这些产品一般交由观光饭店或工艺品商店收购，再转卖给外国观光客。有的犯人身无长技，给难友当学徒，居然也学得一身绝技，成为艺术家，生计从此不是问题。

犯人田志敏就有这样的奇遇。田是江苏人，随部队来台，在陆军步校服务。1956年先被控倒卖军品，1958年又被控14岁接受中共的行政训练，判刑15年。这个本来运气坏透了的人，入狱后却时来运转，学会了彩绘蛋和贝壳画。获释后没工作，就加入难友翁廷倩的服务社，重操贝壳画旧业。结果不仅谋得一条生路，更与翁太太的妹妹相恋成婚。婚后自己开店，作品远销日本和菲律宾，名动一时。

“仁爱楼”一楼左侧，有医务室，福利社，会见室，基本属于办公区。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医务室。而医务室之所以传奇，主要因为一个叫陈中统的犯人医生。

说到陈中统，还有一段这样的故事：

1971年6月11日，难友崔小平让陈中统给她注射。两人一边注射一边聊天。崔小平问他：有小孩么？他说：才结婚一个多星期就被捕，怎么可能？崔小平打趣说：“那也不一定啊！”陈中统急了，一本正经的解释：“我没有那么好的技术”。崔小平听了大笑不已。

但很快，陈中统真有了小孩，而且不止一个。以致李敖后来在文章中戏称：陈中统的精子会飞越监狱高墙。这是咋回事？陈中统的精子当然不可能飞越监狱高墙，这一切只跟陈中统的特殊身份即医生身份相关——因为他的医术高明，所以看守所长官常常让他外出给自己眷属看病。他就利用这机会，常常溜回家跟太太团聚，因此服刑期間，他的太太居然给他生了两个小孩。真是一点不耽误。

从跟崔小平的对话可以看出，陈中统多么朴实和憨厚。但日本冈山大学医学院研究生学历的陈中统，当然绝不笨，而是大智若愚。正是这大智若愚，让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创造了让蒋介石政权大丢脸面的奇迹。这便是当时震惊中外的政治犯名单泄密事件。

有迫害，有政治犯，当然就有人道救援。由于岛内民间力量有限，所以整个60－80年代，台湾的政治犯救援主要靠海外。但海外有心，也要岛内配合呀。蒋介石政权脸厚不怕开水烫，对国际社会一口咬定台湾一个政治犯没有，海外拿不到证据驳斥，也只能干瞪眼。

这时就轮到陈中统起作用了。他一方面从病历资料中整理政治犯名单，一方面趁着帮新到的政治犯检查身体，蒐集更多资料，每隔一段时间就把新名单交给蔡财源。总共四百多名的政治犯名单，辗转寄往海外，并在美、日、欧多国媒体上发布。

救援台湾政治犯的全球风暴至此平地而起，一浪高过一浪。蒋介石政权始料未及，狼狈之极。报复非常惨烈，所方全面清查，主要参与者蔡财源首当其冲，除了饱受刑求，还多判了三年。其他参与者，也都无一漏网。但是，他们的牺牲没白费。国际救援大潮的兴起，正好跟1980年代台湾反对运动的高涨同步，岛内岛外彼此呼应，形成巨大合力，最终成功推动了台湾的民主转型。

景美的最后一个看点，是汪希苓寓所。汪是台湾“军事情报局”局长。1985年的江南案激怒了美国（江南持有美国国籍），为给美国一个交代，小蒋不得不对汪治罪。汪和副手胡仪敏双双下狱，汪本人被判无期，关进景美看守所为他量身定制的“特区”。“特区”四周以高墙与园区区隔，內部设施完善，有客厅、厨房、卧室及高级卫浴设备，屋外有散步专用的小庭院，门口还设有传达室。汪被囚景美期间，其妻常来探视，可自由进出。这已经够优待了，但汪还是不能忍受，三年后以心律不齐及忧郁症为由，迁入阳明山情报学校。这座因“江南案”而盖的特別囚禁区，此后再没有关押过其他人犯。

今天的景美，已经是台湾的人权教育地标，叫做“景美人权文化园区”，仅在2007年12月8日到28日的二十天中，就推出多场活动，几乎无日不有：

★政治受难者艺术创作展　　每周六、日
★体验监狱风云　　　　　　每周六、日
★人人有权影展　　　　　　每周六、日(首周末除外)
★人权摊位市集　　　　　　首周六、日
★仁爱楼创意市集　　　　　每周六
★摇滚看守所　　　　　　　每周日(首周除外)
★导览活动　　　　　　　　每周六、日

2009年，台湾“世界人权日”纪念活动也在景美举行，马英九前往出席。

2010年7月，台湾“文建会”规划整合景美、绿岛两座人权园区，筹建“国家人权博物馆”。

2011年中华民国百年纪念，景美又为全岛教师举办一月一度的人权讲堂，包括重温人权历史、人权影片赏析、书写台湾人权等三大议题。主要目的，即为“增进教师对人权教育的知能，并将人权理念融入各课程教学中，以及让社会大众了解人权、民主及自由的內涵与价值，启发思考人权的价值，并实践于生活中。”

最让人感动的，则是孩子们的参与。笔者曾读到一份对景美历史的研究论文，作者是台北市的两个中学生。在大量阅读和调查的基础上，作者得出了以下结论：

出生在八0的我们,不曾经历过戒严时期这一段残忍的年代，成长至今，自由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普通，实在很难想像以前那种残害人权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其实在做这篇论文时，我们有访问过当时的受害者，看着他们叙述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往时，真的觉得很伟大，因为他们愿意再次掀开自己的伤口，和別人分享悲惨的过去，而且還可以好像若无其事一样的述说着自己那段伤痛，没有泪水，只有释怀。也因为有这些事情的经过，让他们对人生的体悟更深了，更有宽恕和包容的心。

在我们享有自由、民主的同时，我们是否也该想想这一切的幕后功臣，是用他们流汗、流泪、流血甚至失去生命而造就出来的民主社会。虽然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而且现在的政府对他们也采取赔偿政策，但是对他們的伤害却是一辈子的；不过也因为他们的牺牲，造就了我们现在自由的世界。有一句古言是这么说的：“历史可以被原谅，但不能遗忘。”

这说得多好啊。台湾当局自诩以“人权立国”。而欲以“人权立国”，必先以“人权立教”。这点，台湾的确是已经做到了。

绿岛爱情故事

绿岛是我的台湾转型之旅的最后一站。

跟对景美的陌生相反，大陆读者对绿岛再熟悉不过。80年代即在大陆流行的一首歌儿《绿岛小夜曲》，它所传递的浪漫和温馨，应该是大陆读者对绿岛的主要印象。

绿岛的风光，的确跟小夜曲一样迷人。这没有争议。曾经的火烧岛，今天已经是满目苍翠，尤其是绿岛白塔一带，漫山遍野的铁炮百合迎风摇曳，真让人沉醉，恍若置身纯洁的天堂。

但这当然不是绿岛的全部。从绿岛所谓“新生训导处”，向燕子洞方向步行约摸一公里，就会发现一个阴森的去处，跟整个绿岛的阳光、明媚形成鲜明对照的去处，那就是通常所称的“十三中队公墓”。

这也是绿岛，代表着流放、监禁、孤独和死亡的恐怖绿岛。多少无辜的冤魂在这里徘徊。其中既有遇难的政治犯，也有监管他们的绿岛官兵。其中许多官兵来自大陆，乡关何处、亲人何在都已经无从查考，所以死后无人认领，成了永在异乡的孤魂野鬼，墓碑被恣长的野草大半掩埋，任凭风吹雨打，皆无人问津。我去的时候，曾经惊跑了一大群的黄羊，这大概是绿岛上惟一经常陪伴他们的生灵吧。

代表绿岛这另一面的，还有所谓绿岛山庄。山庄，多么优雅的名字，然而绿岛山庄却是半点优雅也没有，而是封闭型的重型监狱。现在已经是绿岛人权博物馆的一部分。展馆大厅的大方桌上，摆着一叠叠的重犯判决书和申诉书——当然不是原件，都是复制品。从厚厚的故纸堆中，我居然侥幸找出了当年雷震给狱方的申诉书和陈中统的判决书。

但即便在最黑暗、最恐怖的年代，还是有人性在，甚至，有爱情在。我在绿岛期间，就曾听说过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叫苏素霞。她的情郎叫曾国英，1962被判十年流放绿岛。那时狱方把有文艺天分的犯人组织起来，经常在岛内巡回演出。有些演出是跟绿岛本土的年轻人合作的。曾国英和苏素霞，一个是政治犯，一个是绿岛乡长的侄女，两人因此得以在巡回表演团结识，并相爱。

这爱情显然是犯忌的。不被祝福也不能公开。但终于有一天，还是被狱方一个姓刘的保防官窥破。刘姓保防官一直苦苦追求苏素霞而不可得，最后发现苏素霞爱上竟是政治犯，不禁抓狂，把满腔怒火都发泄到了曾国英身上。

曾国英因此厄运临头。他被关进海边碉堡，那里不能屈不能伸，自然也不能走动和睡觉。每天只有三个馒头和盐水。苏素霞急坏了，为了挽救情郎，她被迫答应了刘姓保防官的求婚，作为把曾国英送回原单位的交换条件。

但是，这个刚烈的女子当然不可能接受如此婚姻。婚宴现场她就失踪了，任家人百般寻找，也不见一缕痕迹。后来才发现，原来当天她已喝下毒药，为曾国英殉情自杀。她的骨灰，四十年后才被台籍老兵许昭荣在台东海山寺的地下室找到。

苏素霞的悲情故事，现在已经被拍成电视剧，被谱成歌曲，在台湾到处传唱。政治力无论怎样强悍，也不可能征服人性，这算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正因为人性的顽强，台湾才终于冲破了威权时代的重重禁锢，进入到成熟的民主时代，人权至上成为整个台湾社会的最大共识。犹如当初赤壁般的火烧岛，终于演化成今天生机盎然的真正的绿岛，

绿岛的海边，有著名的人权纪念碑，但它不是指向天空，而是通向地下。墙上写满了受害者尤其死难者的名字。那不是字，那是一个个活生生的魂灵，如天上的星星在凝视着后人。

是他们，用他们的自由和生命，为台湾趟出了今天。从人权纪念碑的缓坡走出去，那就是今天，就是今天的台湾，有灿烂的阳光和和煦的春风，有温柔的海浪和悠悠飞翔的海鸥。多美，多好。

但是，不能忘了，永远不能忘了，那地下的幽暗。

（原载本期《新周刊》。景美大门图片和苏素霞图片取自台湾网站，其余图片皆为本人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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